五年前，为强化南北各片区的联系，黄埔区谋划将创新大道扩建成一条城市主干道，由南向北依次串联起黄埔港、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以下简称“知识城”）三大经济功能区。

如今，沿着创新大道知识城路段由南向北，沿途已建起新一代信息技术、湾区半导体、国际生物医药等一批产业创新园，城市日益完善的现代服务配套、一流的生态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独特的新加坡合作元素，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人才团队选择到知识城来开展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等加速试验，让知识城的“创新大道”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在数字经济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浪潮前，知识城如何走好“改革、开放、创新”三步棋，为高质量发展铺设永无止境的“创新大道”？在广东省委“1310”、广州市委“1312”、黄埔区委“1310”工作部署要求下，知识城可以在哪些方面走前列、做示范？

围绕这一系列疑问，8月11日，由中新广州知识城开发建设办公室主办、中新广州知识城智库承办的“创新大道看创新”主题研讨沙龙活动顺利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为知识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会上，中新广州知识城开发建设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黄伟坚代表知识城致欢迎辞。黄伟坚同志指出，知识城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双边合作平台，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发展理念，全力打造宜业宜居、活力迸发的开放创新生态。

如今，在这片2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集聚了10余家研究院、40多个创新平台、1000多名高层次人才、上万家高科技企业，正在开展知识创新的加速试验和成果转化，为广州打造活力创新轴注入无限动力、活力和潜力，未来，知识城将继续朝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奋勇前进。

围绕知识城如何走好“改革、开放、创新”三步棋的话题，活动邀请了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广州数字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振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公众意见调查部主任冯楚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杜国臣等3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

1、升能级：借鉴先进城市经验，提升三大创新能力

张振刚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发展能级的思考》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能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测度。城市能级越大，其汇聚高端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辐射影响力也会越大。

国内许多先进城市十分重视城市能级的提升，如北京海淀区通过构建“长安链”“验登合一”等服务应用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服务，上海浦东新区通过建设空间、产业、管理“三位一体”的特色园区、发挥人工智能“头雁效应”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深圳南山通过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合肥蜀山建设产学研基地，推出“战新贷”“环谷贷”等科技金融产品赋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在广州市委、市政府加强城市能级的战略思考背景下，张振刚认为知识城可从以下方面发力提升城市能级：

一是提升“核创新能力”，企业和产业在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流程、基础产业技术、基础软件方面的基础创新奠定了城市创新的基础，要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强企业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二是提升“流创新能力”，通过加强枢纽型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创新、数据赋能，让人才流、信息流、物资流、商业流更好地融通贯通，推动整个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实现高效协同发展。

三是提升“源创新能力”，引进世界级的创新平台、项目、成果和团队，以大平台、大项目的建设来汇聚高端资源、支撑大企业发展，在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范围经济、智能经济过程中，让各类创新资源进行更有效的汇聚、策源和辐射。

2、走前列：重新认识新加坡作用，建设开放创新生态

冯楚军的发言题目是“知识城要在开放式创新生态建设方面走在前列”。冯楚军结合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长期的改革研究经验，指出在广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点两地”指示精神的前提下，知识城作为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双边合作平台，可以在“开放创新生态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为国家创造一个知识创新发展的案例。

冯楚军认为，现代科技创新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开放式的，即要面向全球集聚人才、资金、产品、市场、要素、原材料等创新资源。经过10余年的持续努力，知识城基本具备了国际化的知识型平台体系、创新成果产业化体系、全国性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领先的政策支持体系等诸多优质基础条件。

从当前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科技创新竞争环境来看，2008年广东省和新加坡双方提出打造知识城的战略构想，在现在看来非常具有前瞻性，相当于提前15年买了一个原始股。尤其是2020年国务院批复的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知识城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知识城有责任有条件肩负好国家使命，同时利用新形势把自己做得更好、更快、更强。

结合5年多时间对知识城的持续观察和研究，冯楚军提出知识城下一步要在3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开放方面“下功夫”。要重新认识新加坡的独特作用，积极推动中新合作的内容由开发管理城市和招引科技创新资源向建设创新资源流通通道演进，围绕“知识创新”与新加坡政府和科研机构、企业等形成理念共识、共同行动和新的利益链接。

二是在改革方面“下功夫”。要主动借鉴深圳、上海浦东新区等地的经验，以“打造开放式创新生态”为主题，积极向有关方面申请国家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把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中明确的定位、任务逐项落实为“授权改革事项清单”，在信息流通、创新资源跨境流动、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创新探索、先行先试。

三是在探索政府支持创新的新方式方面“下功夫”。要借鉴新加坡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政府靠后、企业靠前”的做法，尊重创新规律，正视当前开放式创新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让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唱主角，在连接国际创新链的过程中唱主角。

3、做示范：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抢占数字经济先机

杜国臣以“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主要议题和发展方向”为题，结合跨境数据流动和本地存储、市场准入、网络安全源代码保护等数字经济主要议题存在的困难和挑战，阐述了推进数字经济更高水平开放对于企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广东在数字经济时代引领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知识城争取开展中新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试点充满高度期待和信心。

杜国臣指出，在迈向2035年目标的进程中，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最重要的主导力量，已经从技术端深入到产业发展中，并对国际经贸规则、国际投资结构、国际贸易形态、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体系性变化。

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加入DEPA、CPTPP等国际数字经济高标准协定，但其中很多条款涉及国内的重大改革和法律调整，加入难度不亚于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理由在于，如果我们的开放不以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将来中国企业的利益就得不到制度性保障。

以一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为例，其背后是上万家供应链企业、几十万人的就业，在形势严峻的国际竞争面前随时可能遭遇严重制裁，只有用制度才能真正捍卫中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利益，只有企业的不断发展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让创新永无止境。

杜国臣表示，其近期在知识城做了大量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调研活动，一个重要的感受是广东的改革开放一直都是站在最前列的，黄埔区、开发区、知识城也是站在最前沿的。广东在工业经济时代靠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分工的浪潮、WTO的红利，在数字经济时代，要再铸造广东的新优势，再次站到引领全国发展的第一梯队和前列，还是要回到改革开放上。

结合到数字经济，就是要给无人机开放天空，给无人车开放道路，给新的药品和基因检测等生命科学开放最大的医疗资源场景，为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企业家、科学家提供最新、最大、最便利的制度保障和制度供给，只有在场景开放、制度保障、制度创新上先行一步，才能在数字经济时代赢得发展先机。